1949年1月，罗瑞卿、聂荣臻、杨成武、杨得志、李天焕等五位将领（自右至左依次为），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65年12月，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林彪对罗瑞卿进行诬陷之后，杨成武接任了代总参谋长的职位，并进而成为中央军委“批罗会务组”的一员以及罗瑞卿专案组的负责人。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岁月中，罗瑞卿始终是杨成武的上级，二人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与罗瑞卿的命运再次紧密相连。这段历史中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本文将首次揭开这一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01、从上海会议前讲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近期，罗瑞卿在军队事务中屡次对林彪所发表的偏激言论表示不满，此举深为林彪所不容。在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指使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一众将领联名撰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文件。（1965年）11月30日，叶群携带林彪亲笔致毛泽东的信件及数份诬告材料前往杭州觐见，对罗瑞卿进行诬告，声称其反对“突出政治”，意图夺取军权。毛泽东不假思索，便相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之辞。
1965年的下半年，杨成武因身体原因，分别于青岛与杭州进行休养。当毛泽东得知了有关他的诬陷材料后，即刻指示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杭州疗养的杨成武前来面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杨成武：“罗瑞卿的现状如何？你们是否相识？”“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如何？”杨成武简短回应后，便汇报了在上海与罗瑞卿交谈的相关事宜。
1965年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病情危急，罗瑞卿夫妇便邀约杨成武夫妇一同前去看望。翌日晚间，罗瑞卿对杨成武表示：“昨晚我并未召唤你同行，我独自前去看望林总。林总见到我后，勃然大怒，对我进行了一通严厉的批评与斥责，指责我首先封锁了他，总参谋部亦然，总参办公厅、作战部、政治部所发文件未曾送达他手中。其次，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解说词中，仅提到了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却遗漏了毛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其他老帅的名字，自然也包括了他林彪。再者，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宴会上，我自作主张地坐于首席——第一桌，而将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林彪提出了五项要求，主要涉及：若他身处北京，需每隔几天汇报一次工作；若他身处外地，则需每月汇报一次。在批评我对他的封锁时，林彪还引用了党章和毛主席的言论，并大声念给我听。这使我深刻感受到，他此次的态度迥异寻常。
杨表示：“若总参的文件未能及时送达，若其中存在不妥之处，责任应由我承担。身为负责具体工作的副总长，我理应进行自我反省。”
“不，这责任应由我来承担，我身为总长。”罗坚定地说，“今后务必关注这一事宜，你需与总参的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并予以提醒。”
在离开上海之前，罗某不妨再到林彪处一访。
看。
罗说：“你陪我一起去吧！”
那日，吴法宪置身于林彪的私宅会客厅。林彪与罗某移步至另一房间，进行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私密交谈。杨某对此谈话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返抵京城后，杨同志特地拜访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和政治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6月的尾声，杨先生踏上了前往青岛的疗养之旅。转眼间，到了9月底，他又转移阵地，来到了杭州继续疗养。9月29日，杨先生抵达了上海。恰巧的是，林彪将军此时亦在上海。当晚，杨先生拨通了林将军的电话，说道：“明晨我即将离沪，晚上我希望能抽空拜访林总。”
9月30日凌晨时分，林办传来通知，要求杨即刻前往。彼时，林先生已入梦乡，叶群与秘书郭连凯便接待了杨先生夫妇。短暂交谈后，他们便礼貌地告别。
毛泽东指出，某些情况业已明了。在此之前，他已与许世友进行过深入交流。
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兰州军区某师提交的报告后，亲笔批示：
对于那些不认同政治的鲜明立场，或是表面上拥护实则暗中违背，同时另辟蹊径传播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士，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同日，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罗。
罗的观点与我们存在分歧，林彪同志长期担任军事指挥，难道不清楚军事和政治的基本原理吗？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就能上战场。过去所打的都是政治性质的战斗，应当恢复林彪同志强调政治工作的原意。罗似乎将林彪同志视为敌对势力。自罗担任总长以来，从未独立向我汇报工作，他对各位元帅缺乏尊重，甚至重蹈了彭德怀的覆辙。在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上，罗实际上已陷入困境。罗行事专断，堪称野心勃勃。凡是有阴谋企图的人，往往会拉拢他人一同行事。
显然，那些所谓的揭露文件激起了毛泽东更深层次的思索与疑虑：例如文末那句，他或许是在质疑罗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之间交往频繁，而杨成武是否也身处其中，这一点尚不得而知。
02、上海会议
1965年12月6日，夜幕低垂，徐业夫紧急通知杭州的杨成武，要求他于翌日清晨前往上海锦江宾馆参加会议。会议被划分为三个小组，杨成武所在的组别汇聚了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以及叶群和王尚荣、雷英夫（均为总参作战部的正副部长）。周恩来同志担任该组的组长。其余两个小组的组长则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担任。
会议一经启动，叶群便率先以林彪的名义发表讲话。她言辞犀利地指出：“罗瑞卿公然反对强调政治的重要性，竟谬论连篇，主张既要凸显政治地位，亦需看重军事，认为军事与政治同等关键，此乃典型的折中主义。”
此时，罗瑞卿正穿梭于广州、昆明等地，对部队进行实地考察。然而，三天之后，他方才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12月11日的下午两点钟，罗瑞卿乘坐飞机抵达了上海。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和邓小平与他进行交谈，这一谈话历时数小时。罗瑞卿对此突如其来的打击感到震惊不已。
在上海会议上，罗定被罗列了数项“罪状”：首先，他反对林彪，对其采取了封锁措施，并对林彪进行了突如其来的攻击；其次，他反对过分强调政治；最后，他试图向党组织伸手，意图夺取军队的权力。叶群更是无中生有，编造了刘亚楼的所谓“四条意见”，并得到了吴法宪的支持作证。
会议结束后，王尚荣与雷英夫返回了京城。在总参谋部党委的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会议的会议精神。当天，杨经由杭州返回京城，并在会上即兴发表了讲话。他感慨地说：“罗瑞卿同志能力非凡，我们共同共事多年，他是我的资深领导，此次事件发生，他突然被免职，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言辞间，他不禁泪流满面。他接着表示：“说罗总长有野心，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正是这番言论，使得林彪、江青之流竟声称，杨成武乃“纯粹不二的罗瑞卿派”。
03、入“批罗会务组”
1966年2月22日，叶剑英与杨成武遵照邓小平的指令，向毛泽东汇报了军委常委会关于“批罗”事项的部署。叶剑英指出，会议主要针对罗某人在政治立场、组织纪律和个人主义思想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随后，杨成武汇报了他在本月初前往广州，听取了几位元帅对“批罗”意见的经过。然而，毛泽东并未对这些老帅们的观点作出明确的回应。
三月初，北京举办了一场由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军兵种领导参加的“批罗”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邓小平被任命为组长，成员包括彭真与叶剑英。同时，中央军委亦组建了会务组，由叶剑英担任组长，其他成员有萧华和杨成武。
在军委“批罗”会议中，有与会者及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应将罗某开除党籍。杨某随即表达异议，强调不可采取极端手段。吴法宪宣读了一份长达一万多字的批判文章，其中捏造罪名，指责罗某“野心勃勃，抵触林副主席，企图向党组织伸手，密谋篡夺军权”。
遭受屈辱之痛，罗某迫切欲求见毛泽东，却遭婉拒。情急之下，他留下遗书，于3月18日愤然跳楼自尽（身受重伤）。此后，“批罗”会议的热度不断攀升。在此期间，杨某对罗某的认识亦有所转变，他与王尚荣、雷英夫于3月23日共同发表联合声明，题为《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彻底揭露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行为》。
4月30日，邓小平同志签署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紧接着，5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此报告，并作出决定，撤销了罗瑞卿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不久后，中共中央组建了罗瑞卿专案组，由周恩来同志担任组长。
8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军队干部时指出：“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应将其传达给全体干部。”紧接着，他又表示：“看来，罗瑞卿的处境岌岌可危。”
04、任罗瑞卿专案组长
1967年10月，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尽快解放老干部，召开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构想，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设立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以下简称“二办”），并将包括“罗案”在内的10个专案交由“二办”负责管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共同提名，任命杨成武同志担任“二办”主任，并兼任“罗案”等4个专案组组长。在“罗案”的领导层中，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李天焕、余立金等同志。该专案办公室由李天焕同志担任主任，许心荣同志担任副主任。直至“杨、余、傅事件”爆发，杨成武同志担任了五个月的主任兼“罗案”组长。事件之后，江青同志接任“罗案”组长一职。
“二办”主任的工作职责和方法, 主要是原则领导和处理往来文件以指导专案工作。其间, “二办”共收发“罗案”往来文件33份, 分类如下:
一、“罗案”专案组向“二办”提交了共计16份材料，其中包括罗某入党相关文件3份，针对军统特务在押犯陈曼生的调查材料3份，“罗案”工作规划3份，叶群就逮捕罗宇（罗某之子）及监护郝治平所下达的指示2份，郝治平的相关资料2份，罗某所撰写的涉及萧华的材料1份，请求调取公安部保存的罗某信件的请示1份，以及对罗某基本情况的一次反映。
二、罗某的骨折伤情报告，以及有关罗某涉嫌间谍活动、泄露国家机密、非法进口窃听设备、与外国勾结等案件的相关材料，以及郝某上交照片的情况。
三、江青批转给“二办”的文件共计五份，包括：军统特务陈曼生的口供、罗与其他人的合影照片、罗与彭真之间的往来信函、罗秘书提供的揭发材料，以及罗所写的所谓《认罪书》。
四、涉及其他专案机构的材料，包括吉林省公安厅转交至“二办”的文件，以及王光美专案组移交的资料，此外还有傅国祯等同志所提供的揭露罗宇、牟立善的揭发材料等共计六份。
05、处理涉罗敌我材料违规
杨成武违规处理了几份涉及罗敌我性质的所谓揭发材料, 他分别予以退回或存档, 没有上报或下转。这样做在当时是很危险的。杨说:“如果被林彪、江青、叶群发现, 等不到‘三二四’, 我就被打倒了!”原“二办”工作人员陈虹说:“中央专案小组对有关专案材料, 不论是各组上报的, 还是中央专案小组领导及其他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对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押。”当时, 杨成武私下处理部分“罗案”材料具有很大的风险。这些材料处理情况如下:
1967年10月31日，我办接到了吉林公安厅转呈的《在押犯尚作为致信揭露罗瑞卿涉嫌组织“中国自由党”一事》。杨同志批示将其存档，并未进行传阅或上报。
11月9日，"二办"接获由"罗案"组上报的《张英华同志自上海来电汇报关于陈曼生调查情况》。杨退将该报告存入"罗案"办公室档案，未进行分发或上报。
11月13日，"二办"接到了"罗案"组提交的《关于罗瑞卿涉嫌中统特务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杨某在批示中指示：在综合情况之后，撰写一份详细报告，并将报告退回"罗案"办公室。自此，该报告便未再向上级部门上报。
11月14日，"二办"接收了"罗案"组提交的《罗瑞卿就假党员问题的亲笔说明》。杨某随即退还了"罗案"组许心荣的存档，并对许心荣表示："若是真的存在假党员，那么红一军团中恐怕就再无真正的党员了！"
1968年1月17日，"二办"接到了傅崇碧批转的文件，其中包含了《关于伪北平市警察局1941年8月6日致北平伪副市长的报告》，声称罗瑞卿已退出共产党。杨某随即向傅崇碧进行了回复。他后来表示：“所谓罗瑞卿退出共产党的说法，纯属敌人恶意中伤的无端谣言。当时，我主动退回了这份材料，以防给罗瑞卿带来任何不必要的困扰。”
1月23日，军委办公厅转来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涉嫌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杨主任随即将其交付“二办”副主任金涛和成学俞，并予以存档。他轻蔑地说：“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2月5日，"二办"接获了傅崇碧批转的《关于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滥用职权泄露国家核心机密、背叛党和祖国的报告》（附件包含照片7张）。杨某随即退还了傅崇碧的文件。
为何违规行为未能被揭露？究其原因，了解情况的傅崇碧、金涛、成学俞、李天焕、许心荣等人均系坚守原则的共产党员。他们坚信杨成武的行为正当且正义，加之对罗瑞卿、杨成武的尊敬与信任。因此，林彪、江青等人对此毫不知情。
在过去的五个月间，杨秉承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导精神和“二办”设立的宗旨，全力以赴处理“罗案”，力求降低对涉案人员——包括罗本人——可能造成的不必要困扰。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成员在接见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办案人员时，江青发表言论称：“二办的情况是严密至极，无论针尖还是水滴都难以渗透，部分材料甚至不让我过目……自饶案以来，杨成武便对我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她进一步表示：“罗瑞卿专案也归我负责，但我始终无法接触到相关材料，完全处于封锁状态，连证件和供词都未曾得见。”然而，她并未提供确凿的直接证据。
06、全力支持罗瑞卿复出
1975年，杨成武复职之际，罗瑞卿亦得以摆脱囹圄之困。杨成武对罗瑞卿关怀备至，为促成罗瑞卿尽快重返工作岗位，他不遗余力，先后拜访了聂荣臻、叶剑英以及邓小平，多方协调，竭尽所能。
建军48周年招待会前, 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确定的参加人员名单上, 仍然没有罗瑞卿等人。这时, 杨收到王建安“要求安排工作”的信。7月10日, 杨向邓小平提出让王建安、罗瑞卿、李天焕等参加“八一”招待会并见报, 安排工作等问题。邓当即指示:
一、针对王建安与罗瑞卿两位同志，建议军委组建一个顾问团队。《顾问暂行条例》的内容，我持有保留意见。尤其是其中一点，即顾问团队应避免干预在职人员的工作，防止出现类似钦差大臣般四处指手画脚的情况。
二、近期，毛主席作出了两项重要批示：一是针对林办工作人员的指导性意见；二是关于周扬案件的批示。罗瑞卿、李天焕的相关报道已于“八一”当天公开发表。关于李天焕的结论，暂不予以披露。二炮做总政负责，调出二炮工作。
为取得军委、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件, 杨在外事局《关于建军48周年庆祝活动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请叶、邓副主席批示。”并加括弧写道:“过去未曾出席招待会、未曾亮相报端的若干负责同志，如罗瑞卿、王建安、李天焕等，是否可由总政治部和军委办公厅进行调研，提出相应名单，以便提交叶、邓副主席审阅批示。”叶副主席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将寻找合适的时机解决罗瑞卿等人的问题。
于是, 杨就罗出席“八一”招待会并见报一事写报告给叶剑英。7月12日, 叶批示:“请军委常委各同志阅示后, 再呈总理、先念、国锋同志阅示。”叶还在杨写在括弧里的建议旁, 加批“拟同意”三个字。7月17日, 叶给毛泽东写了《关于罗瑞卿、李天焕等出席八一招待会的报告》。毛圈阅后退叶。叶加批:“毛主席已阅。请小平同志批转政治局在京同志及军委常委各位同志审阅。”7月19日，邓小平同志批示：“总理、春桥、江青、先念、锡联、东兴、国锋、振华、成武同志审阅，退存军办。”
7月21日，在叶、邓的赞同下，杨安排了总参管理局的周学增与总参政治部的李石青乘坐专机前往福州，以便迎接罗返京。7月31日晚，罗及其一行受邀参加了“八一”招待会。翌日8月1日，罗与李的名字纷纷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媒体的版面。
紧随其后，杨对郝治平与罗子女的安置事宜给予了极大的协助。他穿梭于各方，确保一切安排得以圆满落实。在此过程中，罗、郝及其子女多次造访杨府，表达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之际，罗瑞卿、萧华与杨成武三人在京西宾馆共处一室，围坐在餐桌前用餐。罗瑞卿边进餐边感慨道：“说到林彪，我们三人可谓是盲目追随，昔日未曾有过丝毫异议，却均遭受了不公的打压。其中，成武同志所受之苦最为深重，家中竟有三口人因此离世！相较之下，我与萧华家中尚无人员伤亡。”
07、罗瑞卿说法
杨成武被打倒后, 吴法宪叫“罗案”副主任许心荣调查罗与中统的关系, 许经调查, 确认是特务诬陷。吴还叫许调查罗反对毛主席的事。许去问罗, 罗说, 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许便让罗写了材料。吴指责许的做法是为罗评功摆好。为这两件事, 吴撤了许的职, 将其调离专案组, 调往新疆。罗在三○一医院住院时, 李逸民将许心荣挨整的情况告诉了他。罗瑞卿说:“许心荣是个好人!”
1978年5月18日，罗瑞卿在总参谋部及局级领导干部的集会上，就中央“二办”议题发表言论时指出：
对于中央“二办”设立的专案小组成员，是否应该追究其责任？我认为无需。是否应对其产生怀疑？当然也不应该。是否需要对他们进行追责？不，不应这么做。是否要进行审查？同样，也不应该进行审查。
组建我的专项团队，名单上的首位是江青，紧随其后的是黄永胜，接着是吴法宪，最后是叶群。“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依旧不放过我，不做任何结论，不让我被称呼为同志，也不允许他人探访。这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正是江青等人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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